由议员提出议案或动议的方法及其限制。

[2]为达成法制统一的目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采取了法律解释模式，即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体制，[3]按职权在中央机关之间分配法律解释权，试图实现法律的垂直贯彻，使地方职能机关得以按照对应中央机关的解释来理解和执行法律。[2]法制统一要求维系法体系内部的整体自洽性，既须使法律规定之间相容，也须尽可能保证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理解大体一致。

短期超出驾驶证年检期限及驾驶证被扣完分数的，不属于无驾驶汽车资格。不过，地方司法机关可以就自身建设和内部工作规范作出规定，也可以在总结审判、检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规范司法行为，指导审判、检察工作，但这些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得作为裁判依据，不得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如前所述，由于我国法律解释的体制性问题，司法解释文件未能满足地方释法需求，理想的供需平衡状态亦无法达致。[31]应当说明的是，本文无任何批评某地司法机关的意思。如此具有释法性质且动辄出入人罪的地方释法，已经对法制统一造成了人为的、任性的撕裂，其本身也陷入了合法性缺失的困境。

[50]此外，指望地方人大通过备案审查机制实现法制统一的目标亦不切实际。部分司法解释文件考虑到了类似问题，如《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皆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根据《宪法》第67条和第89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根据《宪法》第4条第3款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第2段，相当一部分具体的民族事务实际上由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体处理，国务院履行领导职能即可。从央地二元视角来看，第4款旨在于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分别赋予央地两类主体制度角色，即确立一种央地有序分工、有机协同的二元架构：有序分工说明无论中央或地方，其职权均为民主的结果。经过31年的实践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应正确认识党管干部原则与人大民主选举制度的关系。

二是法治层面的保障实施。第14条首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领导。

就落实机制而言，主要路径有二。本文旨在探讨《宪法》第3条第4款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规范内涵。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分为两类：一是序言第5、6、7段对于党的领导的三阶段划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时间维度统一领导中国各方面事业的核心地位。第19条第2款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继续明确贯彻党指挥枪原则。

四是第137条第2款规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第2条既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身份，又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领导国家的媒介身份。其四，根据第32条，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支持承担国防科研生产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可见，以一统为大的价值取向同单一制国家组织结构形式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深度的契合性。

这不仅实现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借由规范位阶级差层层向下贯彻落实，也窒息了直接承载中央的统一领导意图的中央立法被地方扭曲、削弱的制度空间。但也有观点认为统率侧重控制和使用，为遵循战争基本规律而确定具体内涵预留了空间，而领导则侧重建设——随着军队建设专业化进程的深入，以对军事力量的历史整合为基础的统率不再重要，于是八二宪法将军事权作为一种更专业的权力分权处理，这种处理即体现为领导的表述。

根据1982年《关于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国务院仍设立国防部，主管除国防工业生产以外的国防建设，包括国防预算、经费、编制、装备、补给、训练和军事制度建设等军政工作。在我国，党的领导本质上贯穿宪法规范发展全程，即使在规范表述上未明确指向央地关系场域，但在央地关系建构、维系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却毋庸置疑。

在各级地方层面，相关制度逻辑基本参照中央层面的进路展开，再加上各级人大内部的纵向关系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科层机制的外部保障，最终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央地关系建构、调整与实现全过程的深度耦合。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14条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共中央还可通过巡视和巡察制度在各级党委间的对接，灵活实现对特定层级国家机构党组和领导人员的针对性控制。但蔡定剑却指出：现行宪法规定的检察院这种领导关系同1954年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领导关系不完全相同，现在对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下级人民检察院在接受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的同时，还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在法制生成过程中，《立法法》第3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思想元素的统领作用。有机协同说明无论中央或地方，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均有相向而动即互相集中的需求和必要，只是在单一制背景下，地方向中央集中更具根本性。在现行《宪法》框架下，民主的色彩更鲜明。

可见，我国的军事权始终是完全作为中央事权的面貌出现的，历部宪法中领导主体的形式变化并未从根本上逸脱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规范范畴。二是行政机关的领导：第89条的国务院领导，包括第3项规定的对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的领导，以及第6、7、8、10、11项规定的对相关具体事项的领导。

七八宪法序言第三段在延续前述规定基础上，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将指导思想写入宪法正文——第14条第1款规定：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第三，以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前提的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实施空间。

第一，重要事权属中央。第三，我国的央地关系的实践一直处于变化中。

同时，也可从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制度空间可反推出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规范边界。其二，根据第16条，地方各级政府和驻地军事机关联合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协调解国防事务。一是政策层面的贯彻下达，即逐级传达，层层动员模式，在中央出台的各类文件中，专段阐述指导思想业已成为制度惯例。第3条第4款央地职权具体划分方案的阙如，就形成了缺乏处境判断的封闭空间。

国务院职权层面的领导尚可广义化，遑论更宏观的第3条第4款，此为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论证。（二）统一领导的宪法脉络 统一领导初见于《共同纲领》第33条，但仅限于经济部门的场域。

第三，未配置事权属中央。综上，地方在军事权的运行过程中主要发挥辅助性和配合性的职能，不会对中央依托军事力量保障统一领导的最终实现产生实质影响。

在完善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机制基础上，明确中央在财政事权确认和划分上的决定权，适度加强中央政府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和能力，维护中央权威。第108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领导。

在中央层面，人大制度为央地关系里中央的统一领导的确立提供了形成性基础。根据《宪法》第57条、第79条第1款、第85条、第94条、第126条、第133条和第138条，作为中央多元内涵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可统一至全国人大。如，上世纪90年代初推进分税制改革，负责实际落实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2.5公斤的肉，这意味着中央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中央只占（税收的）28%，经济改革后，富了一些省份，穷了中央，即中央终局性财政事权的事实减损。（一）外部要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党制下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通常由宪法明确规定。

其一，根据第15条，地方各级人大、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保障国防法律规范的实施。至于更综合的领导和管理表述，如学者所言：国务院既可直接管理，亦可将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退居领导地位。

由此，在明确中央对一切地方事务最终决定权的基础上，《宪法》第3条第4款中广义的领导可细分为二：侧重率领时，多指向中央对于地方国家机构间的命令—服从关系，如行政机关（尤其是领导与管理中的狭义领导）、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第四，对地方立法有限的变通权精准施控，消弭法律、行政法规被不当扭曲或规避的制度风险。

2018年修宪充实第1条第2款，再次将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写入正文。在《宪法》第1条第2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章程》第27条第6款规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本地方的工作，定期向上级党的委员会报告工作。